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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觉得“支付方式”是个小问题——反正都是花钱，有什么区别？ 在金融学中，有一个概念叫 TCO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总拥有成本)。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同一件商品的 TCO 可能相差巨大。 案例 A：买一台 $550 的电视，用信用卡全额还款，成本是 $550（甚至更低，因为有返现）。 案例 B：买同一台电视，使用“先租后买”模式，最终成本可能高达 $840。 本文将通过真实案例，教你计算不同支付方式的真实成本，并引入 “资金的时间价值” 概念来做高阶决策。 💡 中美对比： 分期模式：中国流行“花呗/白条”等平台内嵌分期；美国流行 BNPL (Buy Now, Pay Later) 第三方服务（如 Affirm, Klarna）以及线下的 Rent-to-Own (先租后买)。 转账风险：中国的支付宝/微信转账实名认证严格且有申诉机制；美国的 Zelle/Venmo 转账一旦发出，几乎无法追回（Instant & Irreversible）。 一分钟速览：支付决策矩阵 场景 最优策略 核心逻辑 小额消费 (<$20) 现金 / 手机支付 速度快，无心理负担。 日常消费 信用卡 (全额还款) 赚取返现 (1-5%) + 享受防盗刷保护。 商家收取 3% 刷卡费 借记卡 / 现金 省下的 3% 远高于信用卡返现。 真正免息 (0% APR) 分期付款 利用通胀和理财收益，让钱更值钱。 无法全额还款 暂停消费 / 借记卡 避免 20%+ 的高额利息。 ...

信用卡看起来像“免费的钱”——刷卡就能拿走商品，下个月再还。但如果你不懂背后的算法规则，它就是高息债务的陷阱。 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得当，信用卡是建立信用记录（Credit History）最高效的工具，还能提供借记卡无法比拟的资金保护。 本文将帮你搞清楚：借记卡与信用卡的本质区别、如何读懂银行的“霸王条款”（Schumer Box），以及如何避免“利息雪球”。 💡 中美对比： 利息计算：美国强调 APR (年化利率)，通常在 15%-30%；中国常用 日利率 (万分之五) 或 分期手续费。 功能侧重：美国卡核心在 Balance Transfer (余额转移) 救急；中国卡核心在 分期免息 促销。 核心底层逻辑：借记卡 vs 信用卡 这不仅仅是“先花钱”和“后花钱”的区别，更是法律保护的区别。 维度 借记卡 (Debit Card) 信用卡 (Credit Card) 资金来源 你的钱（直接从 Checking 账户扣除） 银行的钱（银行先替你垫付） 法律保护 较弱 (受 Regulation E 监管)。若卡被盗刷，资金被直接划走，追回期间你的房租可能交不上。 极强 (受 Regulation Z 监管)。被盗刷不仅可以拒付 (Dispute)，而且不仅占用你自己的现金流。 预授权冻结 ⚠️ 在加油站、酒店刷卡时，可能会冻结一笔远超实际消费的资金（如 $100），解冻需数天。 ✅ 仅占用信用额度，不影响你银行账户里的真实资金。 信用影响 ❌ 完全不影响信用评分。 ✅ 直接影响信用历史、还款记录和使用率。 硬核结论：在确保能还上的前提下，日常消费应首选信用卡，因为使用的是银行的钱，风险由银行承担；借记卡仅用于 ATM 取现。 避坑指南：读懂 Schumer Box (舒默信息框) 美国法律强制要求，所有信用卡推广文件必须包含一个标准化的表格，叫 Schumer Box。这是你唯一需要认真看的部分，里面藏着所有“收费陷阱”。 ...

你可能听说过“信用评分”这个词，但你知道它具体有多重要吗？ 在美国，购买同一辆车，信用评分高的人可能比评分低的人少付 $3,208 的利息。租房、求职、甚至开通水电网络，都可能直接受信用评分影响。 本文将帮你搞清楚：什么是信用评分、它为什么重要、以及如何科学地查询和提升它。 💡 中美对比：中国也有类似的征信系统（如央行征信），但美国的信用评分体系（Credit Score）更为成熟且商业化，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在美生活或有国际金融需求的人来说，维护信用分如同维护第二张身份证。 一分钟速览：信用评分基础 核心概念 说明 什么是信用评分？ 一个 300-850 的数字，代表你的财务信誉度。 谁计算它？ 基于三大信用局（Experian, Equifax, TransUnion）的报告计算。 影响什么？ 贷款利率、信用卡审批、租房资格、背景调查。 如何提升？ 核心公式：按时还款 + 低使用率 + 长期持有。 多久见效？ 建立基础记录需 6 个月，修复不良记录需数年。 信用评分的范围和评级 信用评分通常指 FICO Score，范围在 300 到 850 之间。分数越高，代表违约风险越低： 评分范围 评级 贷款难度 利率水平 典型影响 300–579 差 (Poor) ❌ 很难获批 极高 租房通常被拒，需高额押金 580–669 一般 (Fair) ⚠️ 部分获批 较高 申请信用卡较难，可能需担保人 670–739 良好 (Good) ✅ 大多获批 合理 正常的租房和贷款体验 740–799 非常好 (Very Good) ✅ 容易获批 较低 能够申请到高端信用卡 800–850 优秀 (Excellent) ✅ 几乎不拒 最低 享受顶级待遇和最低利率 ...

本文把「预算」「降低开支」和「储蓄」三块内容合成一篇，方便你按顺序读完并动手实践。 什么是预算？为什么需要预算？ 预算（Budget） 是一套管理资金的计划：让你清楚自己有多少钱、该花在哪、能存多少，从而做出理性选择，避免超支、负债或现金流紧张。 钱是有限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想要或需要的东西，所以必须做取舍。预算能帮你： 看清收支：收入（Income）包括工资、零用钱、礼物、奖学金等；支出（Expense）包括衣食住行、账单、娱乐等。预算帮你搞清每月进账多少、钱花到哪去了。 设定并实现目标：例如买车、教育金、旅行。预算能帮你算出要存多少、要存多久，并调整消费习惯把更多钱留给目标。 避免或减少债务（Debt）：欠银行、商家或亲友的钱会带来利息、手续费、信用受损甚至人际压力。预算帮你量入为出、按时还款，避免没有还款计划的借贷。 如何制定预算？50/30/20 法则 50/30/20 法则 把收入分成三块：必需品、非必需品、储蓄。 50% 给必需品（Needs）：生存与健康所必需，如房租、水电、食物、交通、保险、基本衣物。 30% 给非必需品 / 欲望（Wants）：例如爱好、娱乐、外出就餐、购物、旅行。 20% 给储蓄（Savings）：应急基金、退休账户、教育金或其它大额目标。 这样可以在满足生活、适度享受的同时，稳定为未来存钱。 第一步：算清收入 把每月所有进账加总（工资、零用钱、礼物、奖学金等），得到月收入，这是预算的起点。 第二步：算需求预算（50%） 用「月收入 × 0.5」得到你能负担的必需品上限。 例：月收入 $2,000 → 需求预算 $1,000，尽量把房租、水电、吃饭、交通等控制在 $1,000 以内。 第三步：算欲望预算（30%） 用「月收入 × 0.3」得到可用于「想要」的金额。 例：月收入 $2,000 → 欲望预算 $600，娱乐、外出就餐等尽量不超过 $600。 第四步：算储蓄预算（20%） 用「月收入 × 0.2」得到每月应存金额。 例：月收入 $2,000 → 储蓄预算 $400，应尽量每月存下约 $400，用于应急基金、退休、教育等。 第五步：记下实际支出 用最近银行账单或 App，把真实支出按「需求 / 欲望 / 储蓄」归类。例如电费记在需求下，电影票记在欲望下。 第六步：对比预算与支出 用「预算 − 实际支出」得到预算余额。余额大于等于零说明没超支，可能有结余；余额为负说明该项超支，需要调整。 第七步：调整预算 若某类余额为负：先看其它类是否还有结余，用结余补足；若没有，就要减支或增收。 若余额为正：多出的钱可以存起来、实现目标，或做慈善。 ...

有时候我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平时我会说：我已经独立了。 工作是自己找的，生活是自己过的，决定也是我自己做的。 可一到关键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买房的时候，首付差一点，我第一反应不是再等等，而是给家里打电话。 后来有一年失业，我嘴上说没事，人却已经默默收拾行李回家了。 生病住院那次也是。手机通讯录翻了很久，第一个拨出去的，还是家里的号码。 可奇怪的是。当我真的回到家，当他们开始问我未来、婚姻、打算的时候，我又会觉得窒息。 我会想：这是我的人生，你们为什么还要管？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一件事。 我从来没有真正拒绝家庭的兜底，却一直在拒绝它的参与。 我希望他们在我撑不住的时候接住我，但不希望他们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 可对他们来说，这两件事本来就是一体的。 在传统社会里，家并不只是讲感情的地方。 它要负责养老、生病、风险、延续。 所以它必须稳定、可控，也必须对个人有要求。 那时候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家族能不能继续运转的事。 父母他们其实也很无力。已经管不了我去哪里、和谁在一起、要不要结婚，却还是要为我以后会不会过得不好而焦虑。 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只能一遍遍提醒我那条他们熟悉的路： 结婚、稳定、别出事。 有一次争吵后，我突然意识到： 他们不是不尊重我，只是他们手里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而我也不是不孝， 我只是被这个时代教会了：“你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问题是—— 风险并没有真的只属于我一个人 所以很多话，根本讲不通。 他们说的是：“以后怎么办？” 我说的是：“我想自己决定。” 我们看起来在吵同一件事，其实站在两张不同的维度上。 现在我终于明白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说家庭变了、个人独立了，但有些东西其实并没有真的离开。 在传统社会里，家庭要做的那些事：老了谁来养，出事了谁来接，失业、生病、走不下去的时候还能不能有个退路。到今天为止，很多时候还是只能回到家里。 可与此同时，原本应该由社会和公共体系接手的那一部分，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稳定的保障、可预期的风险分担、那种不靠亲缘关系也能让人安心生活下去的安全网，依然很薄，甚至不存在。 于是我们就站在一个很拧巴的位置上。 家庭已经不再拥有决定我们人生的权力，却依然在关键时刻，被默认承担最后的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独立"总是带着犹豫和内疚，我们的疲惫也往往说不出口。**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站在了时代的缝隙之中罢了。 尾注 这篇文字的底层理解，来自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家族、责任与社会结构的分析。没有在美化传统，而是在提醒： 当一个社会的风险还没有被制度完全接走时，家庭就不可能只是情感空间，而个人的"独立"，也必然伴随着拉扯与不安。

作者按： 本文源于阅读《乡土中国》中“文字下乡”相关章节的思考，尝试从社会结构与生活经验的角度，理解文字、制度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张力，而非对现实作直接评判。 “并不是生活本身消失了，而是生活中一部分难以被表达的内容，被排除在‘有效秩序’之外。” 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文字下乡”的两篇文章，常常被理解为对教育普及或文化进步的讨论。但在反复阅读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费孝通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文字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它是否适合——适合怎样的社会结构，又适合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中被使用。 在乡土社会里，秩序并不主要依赖书面规则，而是嵌入在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人们通过反复的交往、彼此熟悉的身份位置，以及对行为边界的共同理解，来判断事情应当如何处理。很多时候，问题并不需要被说明清楚，而是依靠“彼此都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字并非不可用，而是并不必要。 文字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脱离具体情境，将意义固定下来，使信息得以在陌生人之间、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中稳定流通。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天然地削弱了关系本身的重要性。当文字成为主要媒介时，理解不再依赖共同生活，而是依赖对符号、条款和规则的解释。这种转变，在陌生人社会中是高效而必要的，却未必适合所有社会形态。 在“再论文字下乡”中，费孝通进一步指出，不识字并不等同于无知。乡民对土地、节气、人情与分寸的把握，往往细致而精准，且高度依赖实践经验。他们缺乏的并不是理解能力，而是一个真正需要文字来运转的社会环境。只有当人口流动加剧、市场交换扩大、跨区域协作成为常态时，文字才会从一种外来的形式，逐渐转变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如果将这一分析稍作延伸，“文字下乡”所揭示的，其实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结构性现象：当一种更抽象、更标准化的表达方式进入一个以具体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时，它往往并不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是逐渐成为唯一被承认的合法形式。那些无法被书写、量化或归档的经验，开始失去被理解和承认的空间。 这种变化并不总是伴随着明显的冲突。更多时候，它发生得安静而缓慢。原本可以通过协商与默契解决的问题，被要求解释清楚；原本能够在关系中消化的分歧，被要求走完流程；而那些说不清、写不下的东西，则逐渐被视为不规范，甚至被忽略。并不是生活本身消失了，而是生活中一部分难以被表达的内容，被排除在“有效秩序”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并非简单的文化更新，而更像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替换。当一种高度抽象、可复制的体系被视为更先进、更可靠时，另一种依赖共同生活维系的秩序，便容易被视为过时，甚至需要被纠正。这种“吞噬”并不一定源于明确的意图，而更多来自结构本身的倾向：标准化的体系更容易被推广、被管理，也更容易被视为理性的选择。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这些工具。文字、制度与规范，确实为复杂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协调能力。真正值得反复思考的，是当它们成为唯一被承认的方式时，那些原本依靠关系、情境与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社会黏性，是否仍然有被承接的空间。当秩序越来越多地存在于文本与流程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反而可能变得更稀薄。 在思考文字与乡村经验的关系时，我也不断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经验本身，是如何被保存和传递的。费孝通在书中提到，在乡土社会里，遇到问题并不需要查阅文本，只要去问经验丰富的长辈即可。因为生活方式高度相似，问题并非孤例，解决方式也早已在代际之间反复验证。这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处境之上的经验传承。 而当经验被文字所取代时，被保存下来的，往往并不是所有人的经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教材如此，制度文本如此，许多被记录下来的“规范经验”，本身就带有筛选与取舍。那些不合时宜的、失败的、令人痛苦却无法转化为范式的经历，往往难以进入正式叙述之中。 这也让我意识到，当我们今天面对某些社会困境时，那种孤独感或无力感，并不完全来自个人本身。许多问题并非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已经在不同个体之间反复出现，只是缺乏一种被承认、被积累的表达方式。与乡土社会中“你问长辈，他们也遇到过”的情形相比，当代社会中的痛苦，往往被切割成一个个孤立的个案，被要求自行消化。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并不只是文字是否准确，而是哪些经验能够进入文字，哪些只能停留在个人身上。当共同处境被拆散，而经验无法汇聚时，痛苦便更容易被理解为个人的问题，而不再被视为结构的一部分。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社会的简单回归。 费孝通的分析，并未试图为乡土社会作浪漫化的辩护。他清楚地看到，传统结构本身也存在压迫与不公。但他的提醒依然重要：任何制度、工具或治理方式，都不应脱离其所依附的社会结构来理解。当一种方式只向上负责、只对可记录的结果负责时，那些需要通过共同生活才能维系的东西，往往最先被忽略。 也许真正需要反复思考的，并不是是否改变，而是改变的过程中，是否仍为差异本身保留位置。当一种表达方式成为通行证，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否被悄然关上了门。读完“文字下乡”，我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一旦被写下来，确实更清楚了；但也有些东西，恰恰是在被写下来的那一刻，开始变远了。 后记 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给出结论，而更像一次整理思路的过程。读《乡土中国》时，我不断意识到，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形式，其实都来自特定的社会条件。理解这些条件本身，也许比判断对错更重要。写下这些文字，只是希望在变化加速的时代里，仍能为差异与复杂性保留一点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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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方案:配置.ssh/config文件通过HTTPS端口进行SSH连接(443端口) 参考链接: Using SSH over the HTTPS port 有时，防火墙拒绝完全允许 ​​SSH 连接。如果不能选择使用带有凭证缓存的 HTTPS 克隆，您可以尝试使用通过 HTTPS 端口建立的 SSH 连接进行克隆。大多数防火墙规则应该允许这样做，但代理服务器可能会干扰。 测试是否可以通过HTTPS端口进行SSH连接： ssh -T -p 443 git@ssh.github.com > Hi USERNAME! You've successfully authenticated, but GitHub does not > provide shell access. 如果您可以通过HTTPS端口进行SSH连接，则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克隆： git clone ssh://git@ssh.github.com:443/USERNAME/REPOSITORY.git 修改ssh配置文件： vim ~/.ssh/config 添加以下内容： Host github.com HostName ssh.github.com Port 443 User git 测试是否有效 ssh -T git@github.com > Hi USERNAME! You've successfully authenticated, but GitHub does not > provide shell access. 第一次连接,更新known_hosts文件 ...

作者: 约翰•穆勒 在立宪国家无论政府是否对人民负全责，都不用担心他会经常对公众意见表达施加控制。除非他认为是出于人民的意思，否则不会动用任何强迫的权力。但是穆勒表示，他所反对的正是人们可以施加这种强迫的权力，无论这权力是交由政府还是社会施行，都是不正当的。这权力本身便是不合法的，在正常的非极端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有权利吐露自己的想法，只要他没有违背法律伤害到其他人的正当利益。“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个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论证 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竭力要禁绝的意见是错误的； 是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其错误，禁绝它仍为过错。 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竭力要禁绝的意见是错误的 穆勒强调人类观念认识上的易错性（fallibility）。后来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论证便是沿袭着穆勒易错性的概念，即不仅单个人的认识有易错性，集体乃至整个时代的认识都可能是错的。“时代并不比个人更少犯错误；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意见被后世视为错误甚至荒谬，现在通行的很多确定不移的意见，也将被后世所抛弃，正如一度通行的意见被现在所抛弃一样。” 权威企图压制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当然欲压制它的那些人不承认它的正确性，但他们绝不可能永远不错。他们无权为全人类决断是非，也无权排除所有其他人的判断方式。因为他们确定一个意见是错误的，就拒绝听取，这就是把他们的确定性等同于绝对的确定性了。任何禁止自由讨论都是认定了自己绝对无误。或许基于这一普通理由，且并不因为普通就算不上好的一个理由，就可以让这种做法服其罪错。 有人反驳道，人被赋予判断之能，就是为了使之得用。岂能因为判断可能有错，而使之不得被用？禁止人们已判定的有害的事情，并不是对自己观点绝对无误的妄加认定，而是履行人们不可逃脱的义务，即明知判断可能有错，但是也要本着良心，禁止坏人传播公众认定有害和错误的意见败坏社会。不能因为害怕出错，而漠视一切自身利害，放弃履行义务。 穆勒对此的反驳是，这恰恰更是对自己绝对无误的妄加认定。事物正确之认定不是因为他不可反驳，而是在于任何与之竞争的场所里都未被驳倒。按波普尔的说法就是，尚未被证伪。给予反驳与质难的完全自由，是为之提供检验其正确或不正确的先决条件。倘若事物连被证伪的可能都不能够提供，那么也就无法证明其对立面的正确性。 因此，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其显而易见的易错性要求人类必须给各种观念，哪怕是我们认定必定错误的观念，提供讨论的自由，以检验其是否正确。因为人类观念除了易错性以外，还存在可以及时修正这一特质，使得当人类在真理不断显明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可以以讨论和经验修正自己的错误，然后推动文明不断前进。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总是理性者的意见占多数。只是事实自身并不会说话，而仅仅依靠经验来思考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也明显是不充足的，除非这个世界仅仅是经验所展现给我们看的那个世界。因此，更需要思想言论的自由使得人们在经验的平台上讨论争辩，以发展我们的理性。人类判断的力量来自其以理性正刊误的特性，许多人的判断之所以值得信赖，在于他放开别人对其意见和行为的批评。他从正反两方面汲取益处，因此他知悉已知的一切能够给出的反对他的意见，并且从他的立场上对所有反驳者给予回应，而不是绕开，不予回应诘难。正因此，他的判断优于未经类似过程检验的其他任何个人或群体的判断。 既然人类社会中的贤达之士尚有必要开放批评，以增益真理，更何况混杂多数愚众和少数智者而形成的所谓公众。唯有言路一直保持开放，真理才能在我们面前越发敞开，如有更确之真理存在，一俟人类心智有能力接受，便能够被发现，这是常犯错误的人类所能保证获得的确定性的唯一途径，并且是我们今日能够做到的。因此任何命题都可以被讨论，不存在不得被质疑的禁区。我们不能在承认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预设某些确定不移必须禁止质疑的特定原则。如果禁绝了原本应该允许的对其确定性的反驳，实则不过是认定我们自己和同道者可以作为确定性的裁判，并且是可以不听取另一端意见的裁判。如此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人之上，实则是对拥有唯一确定性的裁判者上帝的谮越。 穆勒说，其实人们确信某一意见，并认为其不可置疑不可辩驳，并不是根据其本身的正确性，而是依据他们所认定的对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一个意见的正确性本身就是其有用性的一部分，倘若我们想知道某一意见是否值得信任，却要排除对其是否正确的考虑，无疑是荒谬的。况且除非不得被非难的意见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否则确定一个意见有益或有害，正如确定它是否是错误或正确的，同样是对绝对无误的假定。更何况，正因为确信我们所奉行的理念是真理，我们才会认为其不可或缺。而且，当大众情感或法律不允许对某一意见的正确性有所争辩的时候，它们同样不会允许对其有用性的否定。 总之，穆勒反对一切人的妄言绝对正确。所谓的妄言绝对正确，“指的并不是对某一信条（随便什么信条）确定无疑的感觉，而是以之替他人判定是非，并且不允许他人听到从相反的一面所能给出的意见。” 即使这意见为自己所信服，但是也绝不赞同该意见不得被有所非难。推定某一意见虚假并有害，即使获得所在国家所有人的支持，而阻碍人们听到对该意见的支持，仍然是妄自认定绝对不错。这种推定不但不会因为其所维护的是彼时所有人最为珍视的价值，比如自由民主，而不值得反驳或更少危险，反而恰恰是所有情形中危害最大的。比如苏格拉底和耶稣，穆勒举这两个欧洲世界的圣人为证，他们的学说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他们的品格也是无可挑剔的。哪怕数尽古往今来，比他们更优秀的也寥寥无几。但就是这样两位圣人，因为思想言论的不宽容而被公众的迫害所抹杀，错失了真理。 也有人如是为敌视信仰自由辩护：迫害是真理应该经受而且总是能成功通过的考验，法律的惩罚终将无力反对真理，更何况有时还会因抑制了有害的错误而带来有益的效果。真理不会因迫害而消亡，因此为了社会道德的考量而禁止某些被公众意见认定有损道德的言论的自由不会伤害到真理的涌现。对于此类因迫害没能对真理造成任何伤害，就坚持认为迫害真理依旧有理的理论，其荒谬处在于相信真理总是能够战胜迫害。但经验证明，真理被迫害而消亡湮灭史不绝书，以为真理仅仅凭其为真理，就天然具有抵御错误的能力，只是人们的想当然。，侥幸心理罢了。对真理的热忱，人们未必高于谬误，而各种迫害总能成功阻止真理或谬误的传播。“真理的真正优势在于，如果一项意见是真理，它虽可能被扑灭一次、两次以至多次，然而在悠悠岁月里，总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直到有一天它的重现恰值一个有利的环境，成功地逃脱了压迫，再到它经受住了随后所有镇压它的企图而大步前进。” 是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其错误，禁绝它仍为过错。 穆勒在此假设任何公认意见皆为正确 —— 尽管这根本不可能 ——，言论自由依旧是必要的。因为无论多么正确的意见，倘若他不能经常经受充分且无所畏惧的讨论检验，那么它就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非鲜活的真理，对于全体人类福利的增进毫无裨益。首先，当议论一旦出现，未能真正深入人心的信念，因为对其意见所持根据毫无所知，便会在论辩的只言片语面前轻而易举地屈服。其次，即使真理常在永远不倒，不靠论证且不准论证，未在充分辩驳中展开其根据的信念只是一项成见，并非拥有理性的人持守真理的方式。“如此被持守的真理，毋宁说只是一个迷信，只不过恰巧撞上了能宣示其真理的字句而已。”[7] 在这层面上，言论自由的意义在于避免真理的贫瘠与思想的穷困。为了人类心灵所着想，如果一个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值得培育，那么弄清楚自己所持意见的各种依据，对那些切身相关的事物能在最一般的反驳面前为其提供辩护依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也理应晓明每一个敌人的意见，明白他所言说的存在是何物。倘若我们仅了解自己一方的观点，即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不清楚不明白对方的意见，那么对方的意见同样坚不可摧。因为他连对方的理由是什么都不清楚，那么身处两种意见之间便无从拥有选择的依据。理性的态度是搁置争议，像倾听己方一般聆听真心相信并确忱为自己观点辩护的敌对意见，让他感觉到关于该主题的所有正确意见所不得不遭遇且必须予以克服的全部困难，否则他就永远都不能真正掌握足以应对并解决那一困难的真理。除非不偏不倚的倾听了双方所有的意见，并对他们存在的理由都洞烛幽微，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真理。 有人认为，为自己观点提供正反两方面的证明，不妨交给专业人士，一般人没必要让他们知道并理解所有理由。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只要教给他们真理的明显依据，剩下的只需要信服权威便已足够。由是在专业人士中提供内部发行的材料，予以批判可能误导未受教化者的学说，普通人实在不需要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穆勒对此批判道，就算认为对所奉真理不需要人人理解，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依旧是必不可缺的。即便是此类观点，也承认人类理应拥有一个理性的保证，即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已被圆满地答复。但是倘若要求答复的问题已被禁止，反对意见无机会表明已做之回复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又如何知道他是令人满意的呢？哪怕公众不需要理解反对者的诘难，去解决它的专业人士至少要非常熟悉，尤其要熟悉他们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因此，就需要反对意见充分自由表达，并将其置于它们所容许的最有利的理解之下不可。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公认的意见是确凿无误的真理，缺乏自由讨论仅仅是令人们不知道那些意见的依据。或许不利于智力发展，却无害于道德，不会损及意见影响道德人心的价值。穆勒辩驳道，自由讨论的匮乏不单单使得意见本身的依据被人淡忘，更使得意见本身的意思在时间的长河中湮灭。表达意见的词句无法展现鲜活的真理，不再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本源，而仅仅是充满腐朽概念的教条。让我们溯源历史，任何学问在其发端之初，都是充满活力与生机，在其学说与其他学说论争的时候，自身的意义被逐渐阐扬而被更充分的理解。但当这些学问获得支配地位，消灭所有竞争者的时候，便不可避免的固化，乃至衰弱。信守者此时对其大体上仅因为传承，而非真正领受，于是逐渐地这些教义便与其生命无关，和人类的内心生活完全没有联系。那些原本最能深入人心的义理，因为言论自由的缺乏，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保存下来。皈依者无法在头脑中保持对真理的生动理解，也就使得真理无法深入人心而真正支配行为。生活在这思想无法自由的世界，人们精神分裂，分别被两种理念所支配。一种是远古流传下来的，但现在仅仅只是惯例的圣灵训示，一种是日常的见解与做法，同训示或切合或背离。对前一种理念，他表示尊崇；对后一种理念，则真正奉行。远古的教义并未真正掌握教众的心灵，未能成为他们内心的一种力量。他们信奉这些教义只是出于习惯，对自己有用而已。因为不是生命哲学，无法履行先圣的训示，也就使得他们的道德处于一种令人尴尬极其平庸的囧境。唯有当真正经历体验，大多数人才会明白在我们世界中那些不言而喻却无人用之安身立命的道德戒律的真谛。对于许多道理非亲身经验不能领会其全部意思，不一定是言论不自由的缘故，但是倘若人们能够听闻理解这些道理的人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自由争辩，会印象更加深刻，更能理解这些道理。倘若意见不得有疑问，那么人们放弃对其的思考后，鲜活的真理唯有僵死一途。 穆勒由是认为，当言论无法自由，“真理失去了一项重要的助益，因为它再也没有向对手解释或辩护的必要，从而令人无法对之有明确而生动的理解；这种损失虽然还不至于压倒真理获得普遍认可的益处，但其妨碍理解之害处亦不可小觑。” 错误意见需要被驳倒，但应该有自由表述的权利。我们需要公正对待错误意见，让错误意见自由表达，错误观点的正确部分迟早会显现而分离出来，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而且，对错误认识的越充分，错误就越能驳倒自己。现在我们只考虑了两种为言论自由辩护的理由，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组相互冲突的信条，并非一组全对一组全错，而是真理共存于二者之间。公认的意见只包含真理的一部分，还需要异己者予以补充。任何盛行的意见因为个体经验的限制总有无法把握的地方，换句话说，在我们人类之间流传的各种意见总是片面的，区别仅在于片面的程度的差异。或许党派因为立场问题无法全面审视，但是倘若言论与思想可以自由，当不同立场不同党派的思想言论全部被展述吐露，自有立场客观的人不偏不倚的审视两种意见，并从中抽离出真理。 除此之外，倘若人们拥有言论自由，那么人们便可以自由表述自己的意见，而不像言论被钳制的社会里开，所有人言不由衷，必须学会说谎，以迎合执政者的意见。言论不自由的后果便是社会风气普遍的败坏与堕落，人们蜕化为不具有思索能力的野兽。穆勒在《论自由》里对人类思想言论受到钳制，而造成的品德败坏的论述篇幅所占不多，但我觉得这很重要，因此特地列出。 结论 至此，我们已经从很清楚的四点根据上认识到，意见自由以及意见表达自由对人类精神幸福（它决定着人类的其他一切幸福）的必要性了；现在我们就来扼要地概括一下。 即便某一意见被压制而至于沉默，但其实我们未必真的不知道，那个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拒绝承认此点就是认定我们自己一贯无错。 公认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因而某些不同意见倒是正确的。 即使被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它也可能包含并且通常确实包含部分真理；而由于在任何主题上，普遍或通行的意见难得是或从来不曾是全部真理，只有通过与反面意见的碰撞，余下的部分真理才有机会得以补足。 即便公认意见错误，而与相反意见的较量，对真理能够得到清晰理解与深刻体认也是必要的 纵然公认意见不仅正确而且是全部真理，除非它允许并确实经受了极其有力而又最为认真的挑战，否则大多数接受它的人抱持的仅仅是一项成见，对其所以然的理性根据毫无理解或体认。不宁唯是; 是任何意见都是片面的真理，不同意见的竞争有益于真理的涌现。 信条本身的意义也将变得岌岌可危，其可能由隐晦而至于消失，对人的身心言行将不复有积极影响的能力：最终，由于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 允许人们真实的表现自己的观点，有益于道德风气的提升。

作者: 约翰•穆勒 导读:为什么我们今天依然还要读穆勒？ 历经两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依然处在一个古今之变的转型时期，即从古典王朝社会到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远没有彻底完成，尽管这种转型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且伴随着深刻而又剧烈的中西文明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在这个时间段面临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恰恰很类似于约翰•穆勒所处的英国社会从早期现代向成熟现代迈进的转型时期，我们迫切需要约翰•穆勒那样的承前启后的思想家，为这个极其复杂的转型时代提供切中肯綮的思想理论资源。 穆勒的<论自由> 和 洛克的<论政府> 共同点和区别: 洛克《政府论》着重探讨的是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 《政府论》的中心内容在于构建一个人民同意的有限政府，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是作为政府权力的正当性而被表述出来的。所以，洛克的《政府论》是一个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契约论的政府论。洛克的政治理论是与其时代密切相关的，作为十七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的产物，他是要为光荣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政府及其正当性辩护。 在洛克的《政府论》中有两层逻辑，一层逻辑是构建政府，另外一层逻辑是彰显个人权利。洛克的真正企图是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人民授权的合法而有限的政府，以此强化个人权利的重要价值，即它们是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 洛克对于光荣革命的政府论证成，不是为了捍卫这个特定的英国政府，而是对现代政府提出自己的警示，即政府的建立要基于人民的同意，其正当性的根源在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之保障，这才是当时欧洲思想界泛起的“国家理由”之前提。人民有服从政府的义务，但这个政府必须是得到人民授权同意的政府，是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的政府，一旦人民的上述权利受到政府的严重侵害，忍无可忍时，人民就有反抗的权利。 如此看来，与其说洛克是为革命之后的英国政府辩护，还不如说洛克是在借辩护之口来宣扬他的自然权利论和现代自由论。 穆勒这本名为《论自由》的十九世纪之新版“政府论”，从表面上看与洛克恰恰是相反的， 《论自由》的大部分篇幅讨论的都是个人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个性自由的重要性， 而洛克《政府论》的大部分内容讨论的则是政府权力以及立法权、执行权与对外权等政府的职权功能。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穆勒的《论自由》与洛克的《政府论》，其各自的论述主题都很鲜明，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对应的。 为什么要把穆勒的《论自由》视为新版或十九世纪版的“政府论”呢？ 穆勒看上去在滔滔不绝地谈自由，但其核心思想和隐含的重要目的实际上是在论政府，在于限制政府以及与政府相关联的“多数的暴政”。 洛克谈的是（构建）政府，核心却是（保卫）权利（权利即是被视为绝对right的那部分自由） 穆勒谈的是（捍卫）自由，核心却是（限制）政府（在穆勒那里社会即是广义的政府） 穆勒就从与洛克相反的逻辑方向上，深化乃至完善了洛克的“政府一权利”学说，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社会”学说，大大丰富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与解释力度，更重要的是更好地因应了时代问题一一限制政府权力，哪怕是具备基于权利论的正当性基础的政府亦不例外。 中国问题: “洛克阶段”: 以两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大致时间端点的半个世纪，可以说正是我所谓的“洛克政府论阶段”，不论表象如何纷乱，其终极诉求都是为政府构建寻找正当性基础，建立起宪政框架.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双重扭结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依然还需要洛克的《政府论》，因为基于个人权利的现代国家政府构建并未经由一系列革命彻底奠定下来，权利论与契约论的宪政民主框架即现代国家政制构建还有待完成，这也正是我一再强调洛克理论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原因所在。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却不会停留在早期现代阶段，而是迅速向成熟现代迈进， 另一方面，我们就又在还没有走完“洛克政府论阶段”的时候进入了“穆勒新政府论阶段”，因而穆勒的《论自由》同样成为我们所必需。 在一个基本权利问题未得根本解决的社会情况下，如何捍卫已经凸显出来的个人自由，尤其是思想言论的自由，从而保持这个民族的生命力，为个人自由留出向纵深拓展的足够的社会空间（这些东西正是穆勒所揭示出来的不同于洛克right的liberty的核心意涵所在）？ 在穆勒看来，最关键的就是限制政府权力，划定它的界限，他反对政府乃至社会的舆论一律，要求尊重个性自由，反对政府垄断工业、垄断人才（即使是通过全面公平的公务员考试遴选制度）。 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共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并且行政机器的构建越是科学有效，即其网罗最优秀人才来操纵这架机器的办法越是巧妙娴熟，其为患也就越大。 本书所展开的每一个论证，都直接指向一个总体的首要原则：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 引论\思想言论自由\论自由原则的应用\论作为幸福因素之一的个性自由\论社会权力之于个人的限度